全国森林资源的普查工作是在林垦部成立后不久就开始进行的。
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抗美援朝开始后，大量的木材需要运往朝鲜修铁路。国内建设全面铺开，矿山恢复，城镇建设、铁路新建等对木材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各项建设都离不开木材，到处都向林业部门伸手。可是，我国究竟有多少可采伐的森林资源？森林蓄积量究竟有多少？每年可为国家提供多少木材？我们当时心中无数，因为国民党政府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数据和资料。
粱老（指原部长梁希）和我都感到林业资源的普查是先行工作，如果这件事不抓或抓不好，以后的各项工作都无法开展。因此，首先应组建一支庞大的森林调查大队，来摸清全国的森林资源，摘好各个林区的规划设计，制定林区的开发方针。我们当时决定在北京组建，为了解决人员问题，我们设立了招聘办事处。
据我们当时了解，东北有一支400多人的森林调查队。因为东北解放较早，各项组织机构先后建立；而且东北又是我国的主要木材基地，原始林颇多，木材蓄积量大，森林资源调查工作他们已经开始。这支调查队目前正在长白山林区调查。我和梁老商量，决定去一趟东北，搞一下调查研究，了解这支森林调查队的情况。
1952年夏天，我来到沈阳。在东北林业部副部长刘成栋的陪同下，到达辽宁营口市森林调查队的驻地。这支森林调查大队是刘成栋同志亲自抓起来的，成立于1951年。按刘成栋同志的部署，1950年4月和1951年6月。在沈阳农学院和哈尔滨东北农学院先后举办了两期森林调查训练班，培训出450余名森林调查人员，成立了我国第一支森林调查队伍，原名东北林野调查队。当时在沈阳找不到住所，就搬到了营口市。从1951年开始，在长白山和小兴安岭林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森林经理调查。与此同时，开展了西部防护林带的造林勘察设计工作。
在营口市，我们看望了这些刚从长白山调查归来不久的调查队员。他们都很年轻，是在沈阳和哈尔滨等地招来的中小学生。最小年龄16-17岁，平均年龄20岁左右。这些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天真活泼，艰苦的工作环境并没有使他们退缩。调查归来，欢歌笑语，整天不断。这支新中国第一批林业调查队员向我们汇报了森林调查碰到的各种有趣的故事。
第一任队长是当时东北林政局局长金树原，副队长宋文中；第二任队长是刘均一。领导班子比较强。当时虽然没有什么先进的调查仪器和手段，也没有优越的交通工具，但队伍的素质好，领导重视，士气很旺。
把这支调查队伍的情况了解清楚后，我回到部里，向梁老作了汇报。召开了部务会议，由梁老主持。大家认为，森林调查是基础，也是根本，必须早抓、抓紧，为以后的工作开展打下基础。会议对这支队伍的现状作出了几条决定：
一、以这支队伍为基础，加上在北京招聘的林业科技人员和森林调查队，成立中央林垦部森林调查大队，由林垦部直接领导。
二、加强调查队的领导，多派一些懂业务的技术干部充实领导班子。
三、扩大编制，由450余人扩编为1000人。
四、组织力量进行培训，以东北森林调查为基础，对全国森林资源开展普查工作。
五、采用先进手段，引进国外航测设备，进行森林航空调查。
把400多人的队伍搬到北京，谈何容易。建国初期，我和梁部长，还有部机关的几十名干部连办公室都没有，我们的住宿房间就是办公室。让森林调查队员回北京，首先要给他们解决房子，而房子问题在当时困难很大。但为给调查队员的工作、学习创造有利条件，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去克服。部里做出了决定，就应该坚决去办，把这件事当作重点抓。
当时把这支调查队的队长刘均一和几名领导同志抽到部里，着手选地址、盖房子。我和这些同志在北京市区内外选了好多地方，最后选中了和平里。和平里这一带地势空阔，居民稀少，一大部分都是老百姓的农田和一些荒草甸子，荒草一人多高。在这里建房子，困难比较少。选好了地址，在部务会议讨论时，梁老说，干脆我们把部机关办公楼也建在那里，在大楼后面建一片果园和树木园，创造一个安静的森林环境和工作场所。这个意见我也很赞成，当时在北京城里很难找到办公楼。房屋基本建设投资上报政务院后，很快得到了批准。当年就开始施工。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房屋陆续建好。这些为调查队员们盖的房子本应该让他们去住，但建好后，情况就变了。因为部机关人员陆续增加，家属逐年增多；我们又在北京招聘了一些森林调查人员，他们也都没有住的地方。一些领导同志不同意在外地的大队人马搬回北京。我和梁老也就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只把大队总部搬回北京，全部调查队员分散在抚顺、哈尔滨两地。
想起这件事深感内疚。每当我坐车路经这些森林调查队员宿舍的楼区，望着一栋栋青砖灰楼时，不由得总是想起那些常年在深山老林、跋山涉水的调查队员。
森林调查大队的全体队员虽然没有搬回北京，但森林调查工作还在积极进行。
按照部务会议的决定，在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等地招工，扩编调查队，然后对新招收的队员进行技术训练。在沈阳、哈尔滨、北京办起了森林调查学习班。我记得北京的森林调查训练班设在大觉寺，还请了一名苏联专家聂纳洛阔莫夫作技术顾问。短训班的教师都是从调查队抽调的技术员，由他们给新队员讲授森林调查的一般知识，传授森林调查的基本技术。
充实调查队技术骨干的问题把我们难住了。因为我们的技术人员很少，全国惟有东北局这支惟一的调查队有一批熟练的技术人员。我们当时在北京招了一批，但人数很少。和梁老商量，决定把1954年全国大、中专毕业学林学的大学生和中专生一个也不往下分配，全部充实到调查队里来。这个问题提交部务会议讨论时，也得到了通过。
就这样，我们400多人的调查队经过扩编，一下子猛增到1000多人，并将这支调查队改编为中央林业部直属第一、第二森林调查大队。开始了对全国各主要大林区的森林经理调查。
从1954年开始，全国森林经理调查全面铺，掀起了热潮。工作的重点仍然在东北、小兴安岭、大兴安岭部分地区、长白山林区等。森林调查队伍也在继续扩大，当时采取的方针是边调查边扩编队伍。各省也都在成立省级调查队。我们把山东调查队改编为第三大队；将云南省调查队与西南调查队改编为第四大队；接着又将第三大队分出一部分人员，往西北成立第五大队；将一、二大队分开，扩编第六、七大队；又将四川的三大队分开，成立了八大队。部属调查队已经发展到八个，加上北京成立的综合队、航测队、航调队，己经由原来的1000人发展到4500多人。加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各省自己成立的调查队，总人数达到9000余人。1958年我离开林业部的时候，森林调查已进入高潮，仅北京一个综合队就有1000多人。全国各大林区的森林经理调查己经全面铺开，他们在东北的大小兴安岭、长白山，新疆的天山、阿尔泰山一部分，四川、云南的国有林，陕西的大巴山、秦岭等较大林区进行了森林资源调查。连西藏这样偏僻落后的地区，也派出了调查队。甘肃的白龙江也有我们调查队的足迹。每当我去总部检查工作时，望着一摞摞堆积如山的图纸和各种调查资料，心中十分高兴。对全国主要林区森林资源的基本状况、森林的开发利用，我们开始心中有数。这些珍贵的调查资料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国林业史上第一次掌握了森林资源的各种数据。这是我国林业建设的一件大事。
我到东北各个点去看望这些年轻的森林调查队员时，简直不能相信．这些森林调查队员就像野人一样。在深山老林里几个月没有理发，头发有好几寸长，衣服被树枝挂得一条条破破烂烂的．脸晒得黑黧黧的，有的被蚊虫、小咬叮得满脸疙瘩。但是，他们没有一个退下第一线，继续在森林里跋涉。这使我想起了抗联，想起了战争的年代，那些为民族解放而在深山老林里与日、伪军进行战斗而英勇献身的抗日战士们。
森林调查大队的大队长刘均一和队员们向我们汇报工作，我很受感动。他们不愧是祖国的英雄儿女，不愧是祖国的骄傲，他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去完成党交给他们的任务。
冬天，他们迎着刺骨的寒风和没膝深的大雪，脚被冻坏了，脸被冻伤了。有的在深山里迷路而被冻死、饿死；有的迷路队员在深山里拢起一堆篝火过夜，他们不敢睡觉，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一睡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
夏天，他们顶着酷暑烈日，爬山涉水，小咬、蚊子咬得调查队员脸上、身上都是一片片的红疙瘩。夜晚咬得他们睡不着觉的时候，就生起篝火过夜。有的时候干粮吃光了或丢失了，就以野果、山泉水充饥解渴。
他们经常受到野兽的袭击，有的被黑熊、野猪咬死或咬坏成终生残疾；有的得了森林脑炎而献出生命或留下后遗症。小兴安岭伊春林区红星林业局有个汤洪岭，那里就竖立着被森林脑炎夺走生命的森林调查队员的墓碑。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些为祖国的林业建设和大森林调查而英勇献身的勘查队员们。
最使我敬佩的是调查队里的女子调查队，她们是调查队之花。这是由20名年轻姑娘组成的东北第七森林调查大队，最大年龄不超过25岁，最小才16-17岁，平均年龄不到20岁。原来领导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在帐篷里描图、做饭，搞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可是，这些姑娘偏不听，非得要去大深山里闯一闯，要和男同志一样进山。一开始领导怕她们出事，叫男同志领队。后来她们自己独立活动。这些从农村、城市招来的年轻姑娘，同男同志一样勇敢。其中还有一个华侨姑娘李瑞珍，初来的时候体质瘦弱，连背包都背不动，仪器都是别人帮她扛。可是，经过几个月锻炼，她们就同男同志一样，背着干粮、帐篷、行装和仪器，在大森林里搞调查。她们过独木桥的时候，站着不敢走就爬着过，同男同志一样完成了调查任务。
在和她们座谈的时候，我问她们苦不苦，累不累。这些年轻的姑娘总是齐声回答，不苦不累。因为她们觉得能够当上新中国第一代森林调查队员而感到自豪，能为祖国的林业贡献青春而骄傲。她们说，天大的困难我们也不怕。
这些为祖国林业献身的女子调查队员，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工作，她们在中国的林业建设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选自原林业部副部长李范五著《我对林业建设的回忆》第33-40页，规划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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